譚政：走正路、辦正事、揚正氣

1927年春，一位剛20歲出頭的譚姓小學教員，來到武漢的一所軍營報名從軍。不知是不是臨時起意，在填寫報名花名冊時，他將原名“世銘”改為單名“政”。

這個年輕人便是譚政。那個“政”字，成為他一生奮斗與風骨的真實寫照。

“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投筆從戎剛滿半年，譚政就跟隨部隊參加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然而，革命斗爭充滿艱辛。當這支受到嚴重挫折的隊伍擺脫敵人圍堵時，最初5000多人的起義部隊隻剩不足1000人。

隊伍在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改編。在人群中，譚政目睹了一位“又高又大的人”站出來給官兵作講演。激昂的講演一下驅散了人們的沮喪與失落，令他也情不自禁地拿出筆紙記錄下來。譚政是何其幸運，因為他此時見証的正是毛澤東同志帶領這支隊伍走出至暗的一刻，也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史上一次閃光的瞬間。大概從那時起，譚政便追隨著這道光明，與政治工作結下了緣分。

嚴格來說，譚政第一個政治工作職務是紅1團政治部的宣傳員、分隊長。彼時，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部隊剛上井岡山，迫切需要站穩腳跟。而要讓當地群眾認識到紅軍是自己的隊伍，就要開展好革命的宣傳工作。紅軍打到哪裡，譚政滿懷熱情干宣傳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裡。有人回憶那時譚政的樣子——身著軍裝，身上斜挎著一支盒子槍，胳肢窩底下夾著一捆寫好的標語，大街小巷張貼。

1928年2月，因工作表現出色，譚政任中共前敵委員會秘書，主要工作是協助毛澤東起草和整理文稿。在從事秘書工作一年多的時間裡，譚政親眼見到毛澤東是如何思考和處理黨內黨外、軍內軍外錯綜復雜的問題。他后來曾回憶毛澤東的工作狀態——“所有問題的提出與回答，都是有針對性的。但是落實到文字，寫成稿子，不知需要多少次的反復。常常聽了些意見，毀掉重寫重抄……”正是這段寶貴經歷，培養了譚政實事求是、親力親為、注重調研的作風，為他日后開展政治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紅四軍初入贛南時，部隊籌糧籌款異常艱難，而革命軍隊的紀律也絕不容破壞。時任紅四軍第31團團黨委秘書的譚政提出“打收條”的辦法：部隊使用群眾物資必須付款﹔如無現款，就向群眾“打收條”，寫明所耗糧食數量，承諾日后償還，群眾亦可憑收條至蘇維埃政府抵交公糧。這一既堅持原則又靈活變通的做法，后來在紅軍中廣泛推行，既解決了部隊的現實困難，也贏得了群眾的擁護。

1929年冬，紅四軍准備在古田召開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譚政受命參與會議材料的准備。譚政跟著毛澤東深入各部隊做調研，茅草屋、大樹下……都成了讓基層官兵敞開心扉、暢所欲言的地方。調研結束后，譚政將座談、調查得來的情況歸納整理，並附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為毛澤東起草具有深遠影響的《古田會議決議》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反“圍剿”期間，年輕的譚政已成為軍政治部主任、師政委。長征開始后，他擔任紅一軍團第1師政委。在他的影響下，部隊士氣高昂、紀律嚴明。尤為可貴的是，即便在條件極端艱苦、作戰異常頻繁的長征途中，譚政始終保持“動筆”的習慣，每月撰寫總結報告與政治報告，在實踐中不斷改進政治工作。一些重要戰斗中，這位年輕政委親赴前線沖鋒陷陣，使他在官兵心中享有崇高威望。長征中與他搭檔的第1師師長李聚奎曾評價譚政：“你別看他有點書呆子氣，實際上這個人很含蓄，很堅韌。”

堅韌是對革命事業的堅韌，含蓄則是對個人光環的含蓄。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后，紅軍開始受到世人關注。一些國內外媒體來到根據地採訪紅軍將領，而譚政卻極少在記者面前露面。后來他女兒譚星明看完斯諾的《西行漫記》后，好奇父親這個老紅軍為何沒能在書上留名。譚政回應女兒說：“接受斯諾採訪的戰士們，可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功勞、讓后人記住他們，他們是想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革命，了解紅軍。長征路上，戰場上，犧牲了那麼多的同志，他們才是真正的勇士！但你知道他們的名字嗎？”

一顆謙虛的心裡，始終流淌著對革命事業無限擔當的熱血。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八路軍、新四軍急速擴充，人民軍隊在快速壯大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隱憂。此時的譚政已經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察覺到有些可能導致“政治工作應有的職權與地位被忽視、被抹殺，影響政治工作威信”的問題后，他很快奔走到基層，再作深入調研。在一些會議上，譚政毫不客氣地指出部隊存在的“朝氣太少、暮氣太多”“官兵隔閡、不團結”“剝削意識、腐化思想”等突出問題。由於掌握情況具體充分，幾乎每一個點出的問題，他都能清楚說出實際的事例，分析背后原因。

揭露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這是讓政治工作樹立威信的路徑，讓革命走向勝利的路徑。以調研為起點，譚政參與領導了邊區留守兵團的整風運動。一年多轟轟烈烈的“整風”，部隊裡各種不良現象得到有效糾正，邊區政治工作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新景象。譚政又把相關經驗與個人多年對政治工作的思考總結形成了一份政治工作報告。這份報告，就是我軍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譚政報告》。他在報告裡這樣意氣風發地寫道：“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人民本來是太陽，這個太陽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為了不讓太陽的光芒被遮擋，譚政對軍閥主義、形式主義等不良作風極其警惕，認為“政治工作中存在著這樣的作風，就會減弱革命性”。在其一生留下的數百萬字政治工作文獻中，有許多他與不良風氣作斗爭的注腳。他總是反復告誡周圍的人“一切隻具有外表而無內容的東西，或者僅僅追求數字，不管質量好壞的觀點態度，在我們政治工作中，沒有任何地位，都應當受到排斥”。

1956年12月，譚政任總政治部主任。在一次到國防施工部隊檢查工作時，他得知部隊提出的鼓動口號是：“大病小干，小病大干，沒有病的拼命干！”譚政聽了直搖頭，當即批評說：不對，不對！這個口號片面性太大，會挫傷群眾干勁，會使部隊病號增加，大量減員，官兵的革命熱情和積極性很難持久。於是，他向部隊提議：“是否把你們提出的口號改動一下？改成這樣：‘小病休息，大病住院，沒有病的好好干！’”

1988年，譚政將軍病逝於北京。“政者，正也。”譚政一生走正路、辦正事、揚正氣，其品質與精神，給我們鞭策與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