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的小山丘上，有一片幽静的别墅区。这里湖水清澈，绿树成荫。进入别墅区大门，爬上一片坡地，一栋白色的两层小楼映入眼帘。这是邓垦女儿的房子，1984年，邓垦从湖北省副省长的位置退休后，在这里颐养天年。
一楼客厅窗明几净，朴实优雅，东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邓垦自己写的书法作品：“青山绿水。”身穿白衬衣、绿马甲的邓垦，此时正坐在椅子上休息。他看上去和小平同志有几分相像。
见记者进来，老人站起来迎接。他整理好自己的助听器后，和记者握手，用浓厚的四川口音连续说了几个“欢迎”：“我听力不太好，但记忆力很好，经常想起儿时和小平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都遗传了母亲的骨气”
在邓家，邓垦排行老三。1911年他出生的时候，取名邓先修。那时，姐姐邓先烈9岁，哥哥邓先圣7岁。后来，哥哥改名“希贤”，再改名“小平”。
“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旧社会人。”邓垦回忆父亲邓绍昌时这么说。邓绍昌晚清之际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在广安县协兴乡教了几年书之后，当上了乡团总和县团练的局长。当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正在四川兴起，邓绍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为宗旨的民间帮会“哥老会”，成为协兴码头的“当家三爷”，后升任“掌旗大爷”。辛亥革命期间，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
在邓垦出生后的几年里，邓绍昌因不愿与当地的“乡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挤，其团练局长一职被撤，他不得不抛下家小，到重庆“避祸”。
家里的重担落在了邓母淡氏的肩上。“母亲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亲的这个遗传。”邓家有40亩土地，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但父亲“避祸”后，家中渐无积蓄，生活日益困难。淡氏的娘家是广安一带的名门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带着儿子邓垦去外婆家，这是邓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离开时，淡氏向父母提出，带点肉回去给孩子们吃，谁料遭到父母拒绝。从那以后，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淡氏都坚持养猪。
当时，邓家和一个姓刘的地主家，曾有些来往。邓绍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请刘家帮忙。“那时逢年过节不是要写春联吗？刘家地主有文化，能写会画，我们就买了红纸，请他写春联。可这个家伙很坏，写了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发现后很生气，立即把春联撕掉，自己去买红纸重新写。那时他还很小啊，10岁上下的人！”
为去法国绝食
1918年，小平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由于邓绍昌“避祸”日久，家里举债度日，小平的学费很难筹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2万多元，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入学，学制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让小平到重庆。
邓绍昌的这个决定，影响了小平同志的一生。在当地，邓绍昌也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乡间的落后状况很不满意。他察觉到，中国人
要想出头，必须学洋人之长，他要把长子“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而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必花大笔的钱，就可以实现这个心愿。但此举遭到淡氏的极力反对，她埋怨邓绍昌：“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哪个忍心啰！”
“我母亲非常疼爱小平。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愿意小平远离。”邓垦回忆道，当小平得知母亲反对时，他便躲在房间里绝食，不吃不喝。“最终母亲很勉强地同意了。小平离家去重庆时的情景，至今我都记得，尽管我当时只有8岁。那时候四川农村人出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邓小平考上留法预备学校，是自费生。赴法留学的旅费大约300块大洋，学校对自费生只补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邓绍昌回到广安，变卖田产，仍然凑不够钱。于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说明邓小平出国后的光明前景，终于打动了淡家，拿出钱来资助小平。
给家里扔了两个“炸弹”
1920年夏，邓小平乘坐“鸯特莱蓬”号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小平同志在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道，他在法国并没有上学，而是干活。当时，他和一批中国留学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就在这一年，广安家中接到了邓小平的来信。邓垦回忆说：“哥哥在法国参加革命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出了两个爆炸性问题。他是给家里扔了两个‘炸弹’哟。”第一个“炸弹”是解除“娃娃亲”。邓小平年幼时，邓绍昌就和一个唐姓的朋友结了亲家。“哥哥说革命就要解除旧婚约。可在我们当地，解除‘娃娃亲’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邓绍昌硬着头皮找到唐家，说明情况。然而唐家女儿认为，既然“嫁”到邓家，便“生为邓家人，死为邓家鬼”，决不退婚。邓绍昌无奈，便把唐家女儿接到自己家里，当作女儿抚养。半年后，邓绍昌托人说媒，以自家女儿的名义把她嫁出去，陪嫁是600块大洋。
第二个“炸弹”是关于回家的问题。“哥哥说既然参加革命了，以后就不能回家了，也不能顾家了。”
上海登报寻哥哥
1931年，邓垦到上海求学。此时他与大哥失去联系已有9年。他说，自从扔了两个“炸弹”之后，家里再没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线索是：和邓小平一同赴法的“远亲”胡伦，给邓家捎了个信，说小平可能在上海。于是，邓绍昌要邓垦到上海后，设法找到哥哥。
邓垦初来上海，既不会说上海话，又无熟人，人海茫茫，难以寻找。“我当时不到20岁，到处找老乡打听，但在上海的广安人不多，根本打听不到他的下落。”